3.3.2德國大眾

在新能源汽車時代，大眾汽車集團在中國的戰略布局發生了重大轉變，將重點投向了合肥，隨著大眾汽車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快速發展，合肥憑借其在大眾投資版圖中的重要地位，無疑將成為這場產業變革中的“大贏家”。2020年5月，大眾中國宣布了一項重大投資，向投資11億歐元，成為其最大股東，同時對江淮汽車投資10億歐元，增持江淮大眾股份至75%。根據協議，大眾承諾將向合資公司引入4至5個品牌產品，並設定了生產和收入的宏偉目標：預計到2025年生產20萬至25萬輛汽車，總收入達到300億元人民幣；到2029年生產35萬至40萬輛汽車，總收入達到500億元人民幣。業界評價這一舉措為國際品牌真正進入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的重要標誌，顯示出大眾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堅定決心和強大實力。

2023年5月，大眾安徽進一步加大了在合肥的投資力度，宣布將投資231億元人民幣建設生產基地和研發中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141億元，研發投入約90.5億元。這一投資計劃體現了大眾對中國市場的長期承諾和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深度布局。同年7月，大眾汽車集團再次在合肥投資10億歐元，成立大眾汽車（中國）科技有限公司，該項目整合了整車研發、零部件研發和采購等多個領域，將成為大眾集團在全球範圍內僅次於德國沃爾夫斯堡的研發基地，同時也是其在中國最大的科技和創新中心。目前，大眾在中國的前三大投資項目均集中在合肥，這不僅凸顯了合肥在大眾新能源汽車戰略中的核心地位，也預示著合肥將成為大眾汽車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快速發展的重要支撐。

3.4人工智能：中國聲穀集聚AI資源

安徽省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也在積極培育和發展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聲穀作為人工智能產業的重要代表，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了聲譽。2012年，中國工信部與安徽省政府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旨在共同推動安徽語音產業的發展。隨後在2013年，雙方合作的“中國聲穀”項目在合肥正式啟動。中國聲穀始終注重產業方向和路徑的精準性和前瞻性，從智能語音到人工智能，再到“AI+AK”雙A戰略（人工智能+信創），定位清晰。在產業生態建設方麵，中國聲穀致力於構建全國領先的產業體係。202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在中國聲穀等重點區域堅持創新發展，標誌著中國聲穀的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麵。

中國聲穀是合肥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作為國內首個專注於智能語音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國家級產業基地，中國聲穀已經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工智能產業集聚區。2023年9月，在世界製造業大會期間，工業和信息化部與安徽省人民政府簽署了進一步推進中國聲穀高質量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根據備忘錄，雙方計劃在大約5年內，將中國聲穀建設成為以合肥為中心，輻射長三角、服務全國、影響全球的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截至2022年底，中國聲穀已經吸引了2005家企業入駐，年產值達到約2050億元，顯示出其強大的產業集聚和創新能力。

3.4.1科大訊飛

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最初成立時名為安徽中科大訊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於1999年，以智能語音技術為核心，在AI領域擁有超過二十年的深厚積累，並在語音識別、語音合成、機器翻譯、OCR、認知智能等關鍵技術上實現了持續的創新和突破。2008年，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並在2014年正式更名為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科大訊飛”）。公司長期致力於研究智能語音識別與合成、語音評估、圖像識別、機器翻譯、自然語言處理等核心AI技術，並被認定為國家重點軟件企業、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2002年，科大訊飛先後獲得複星集團和聯想控股的投資，為初代產品提供了創新資金。

科大訊飛的業務覆蓋了教育、智慧城市、開放平台與消費者業務、運營商業務、汽車智能網聯、醫療健康以及智慧金融等多個行業和領域。從收入結構來看，教育產品和服務、開放平台及運營商業務是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盡管教育領域的收入同比下降了8.86%，但依然達到了58.51億元。汽車智能網聯業務的增長最為迅猛，同比增長了49.71%，收入達到了6.96億元。此外，公司的開放平台及消費者業務、汽車智能網聯業務、醫療業務、智慧金融產品和解決方案均實現了同比增長，增長率分別為33.28%、49.71%、15.41%、23.01%，收入分別達到了61.85億元、6.96億元、5.4億元、2.89億元。開放平台及消費者業務涵蓋了開放平台、智能硬件、移動互聯網產品及服務等多個方麵，其中開放平台業務的增長尤為顯著。

科大訊飛如何憑借多元化並購實現業務擴張和經營協同？

在人工智能行業的興起和擴展過程中，互聯網、雲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的成熟使得AI交易和服務可以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製，實現異步的虛擬交互。人工智能企業通過提供基礎的計算能力，在開放的技術平台上解決算法和數據問題，同時需要將技術應用於具體場景中，以挖掘數據的潛在價值。因此，人工智能企業在實施場景化業務時，必須確保服務和產品的準確性以及服務的廣泛覆蓋，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如果計算能力、數據量或服務規模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交易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在人工智能企業通過並購來整合資源的過程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實現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穩定配置。服務資源、客戶資源和技術資源是企業運營中的關鍵要素，它們在並購中是否能夠實現互補和協同作用，是評價並購能否帶來經營協同效應的重要標準。

作為行業的先驅，科大訊飛麵臨的主要挑戰是盈利的延遲風險。由於缺乏先例，科大訊飛必須自主進行技術創新，並在規模較小的階段迅速擴大市場份額。通過並購，公司不僅能夠擴大規模，還能獲得技術專利，降低研發成本，實現規模經濟，提高市場競爭力。科大訊飛通過並購實現了快速成長，但主要集中在相同行業，這限製了其發展空間。隨著人工智能行業的發展，單一行業的局限性開始顯現。為了突破行業限製，科大訊飛需要進一步拓展到相關領域。多元化並購成為解決行業壁壘的有效手段，幫助公司迅速進入新領域，獲取先進技術，擴展業務和生態鏈。

科大訊飛的未來發展方向包括教育、醫療、交通、家居等多個領域，推動語音技術在多個場景中具有廣泛應用，如教育、安全、娛樂、客服和車載係統。科大訊飛以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開放平台為核心，向外擴展，為不同行業的開發者和用戶提供人工智能服務，降低溝通和服務成本，改善用戶體驗。在教育領域，公司推動教育模式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在醫療領域，構建輔助診療係統，提供數據支持；在城市業務領域，提供基於人工智能的產品和解決方案。通過智能平台，科大訊飛實現多行業服務和開發的協同發展，實現外延式擴張。

四、參考路徑的啟示與核心矛盾的回答

城市經濟的發展依賴於創新型企業、產業集群和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可循環的科技金融生態核心在於“政府引導下先進製造和戰略新興產業集群的不斷衍生和強化，促進產業自我繁殖，彼此利用技術優勢，帶動上下遊企業網絡式學習”，不同要素的參與程度不同，塑造了風格迥異的“矽穀模式”和“合肥模式”。因此，本章節將總結矽穀科創生態演繹發展的機理，深化對於科技創新四螺旋框架的認知，澄明創新金融與其他三大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邏輯。另一方麵，結合安徽合肥在科技金融生態中的實踐探索，加以檢驗合肥模式與矽穀模式的區別差異，並試圖解答我們在2023年7月外發的報告《科創金融與引導基金》中提出的核心矛盾和痛點問題。

4.1矽穀經驗：創新四螺旋運行啟示

在當今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科技創新已成為推動各國和地區發展的核心動力。為了增強自身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各國都在努力構建全球性的科技創新樞紐。美國加州的矽穀，作為全球知名的科技創新高地，不僅是創新網絡的關鍵節點，也是資金、產業鏈和人才資源的匯聚地，堪稱創新生態係統的典範。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矽穀也麵臨著必要的調整與變革。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矽穀受到外部環境的深刻影響，其傳統的運作模式已難以滿足當前經濟發展趨勢的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其發展轉型的步伐。本小節梳理了美國矽穀科技創新體係的演進曆程，從“萌芽”到“成熟”各個階段中創新主體與要素的特征，探索其運轉的一般規律與機製。

從地理角度來看，矽穀通常指的是舊金山灣區南部沿101號公路的一條帶狀區域，起點是帕羅奧多市，經過山景城、森尼韋爾，經過坎貝爾，一直延伸到聖克拉拉縣的行政中心聖何塞市。隨著時間的發展，費利蒙等舊金山灣兩岸的地區也被納入了矽穀的範疇。因此，本小節“矽穀”這個名詞具有兩種含義：一是指聖克拉拉縣及其周邊的聖馬特奧縣、弗裏蒙特東灣以及舊金山半島的具體的地理區域（大矽穀地區，如上圖所示）；另一種則是比喻性地指代整個灣區內的高科技產業集群。

4.1.1美國矽穀科創生態的演進曆程

（1）萌芽期（斯坦福大學的誕生到20世紀40年代）：政府單向驅動

在20世紀40年代之前，由於經濟大蕭條和二戰的雙重影響，矽穀的起步發展得益於政府支持的軍工產業，而斯坦福大學則為這一地區提供了人才和知識的基礎。在矽穀的早期，科技創新能力相對有限，合作方式不多，尚未形成成熟的創新體係。但聯邦政府通過政策撥款的方式資助高校開展研究活動，形成了政府主導下的單項驅動合作關係，成為矽穀科技創新體係的雛形，國防電子技術也成為其發展的主導產業。

斯坦福大學自1891年成立以來，就擁有強烈的創業精神，吸引了全球資本和創意，形成了舊金山獨特的創業文化。得益於實用教育的普及，斯坦福大學培養了許多傑出的創業者、學者和技術專家。1925年，特曼教授加入斯坦福，推動師生參與電子領域的創業項目。許多斯坦福畢業生選擇留在矽穀創業，如查理·立頓和拉爾夫·海因茨等，他們的企業在二戰期間為美國提供軍事裝備，並迅速成為電子行業的領導者。

另一方麵，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政府為了應對國際形勢和軍事需求，開始與高校展開軍事技術合作。1933年，美國海軍在舊金山灣區建立了基地，並與當地大學簽訂了無線電技術研究合同，提供資金支持軍事科技的研發，推動了矽穀無線電通訊技術的進步。1941年，聯邦政府成立了科研發展辦公室，這標誌著政府開始直接資助大學研究，並引導研究方向，以滿足國家的軍事需求。這種模式極大地提高了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的效率。同時，政府還與矽穀地區的企業簽訂了國防合同，采購軍用產品，這為國防電子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動力，也為一些初創公司成長為知名企業創造了機會。

（2）起步期（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半導體發明熱潮

20世紀50年代，隨著美蘇冷戰的加劇，美國政府加大了對軍工領域的資金投入，以強化軍事科技並保持其國際領導地位。矽穀的科技進步得益於政府的軍事需求，斯坦福大學在科技轉化方麵的推動，以及早期風險投資的助力，吸引了眾多實驗室和初創企業聚集。矽穀不僅繼續軍事技術的研發，也開始將技術成果市場化，特別是半導體技術的興起，標誌著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風險投資的興起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動力，大學在獲得充足研發資金後更加專注於基礎研究，成為知識創新的源泉。矽穀的創新主體逐漸形成了政府、企業、大學三方互動的模式，為科技創新體係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半導體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標誌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矽穀開始成為全球創新的高地。斯坦福大學在1951年建立了科技工業園，轉型為創業型大學，推動軍事技術向民用市場轉化。作為非營利研究機構，斯坦福工業園參與了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利用，促進了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商品化和市場化。工業園通過市場導向的合作研究和招商引資，建立了高校研發、師生創業、企業生產的技術轉化平台，形成了學術與產業交互的新模式。斯坦福大學還鼓勵師生自主創業，推動了知識技術向產品生產的轉化，催生了眾多初創企業。譬如，冷戰推動了國防工業和電子科技的發展，矽穀的半導體行業迎來了黃金時期。1956年，威廉·肖克利在矽穀成立了第一家以半導體為材料的晶體管公司；1957年，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成立。

依托成熟的風險投資市場機製，SBIC計劃逐漸成為初創企業融資生態係統的基石。1957年，斯坦福大學電子研究室的迪恩·沃特金斯創辦了電子情報係統製造公司，成為矽穀首批風險資本投資的公司之一。1958年，美國小企業管理局（the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BA）頒布《小企業投資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y，SBIC），解決初創企業融資困難等問題。隨後十年，美國大部分風投資金來自該法案，矽穀企業成為主要受益者。風險投資公司如大陸投資公司、戴維斯·洛克公司、德雷珀·約翰遜公司等在政策環境下迅速發展，也促進了矽穀科技研發活動的繁榮，吸引了大量創業群體和商業資本。

（3）成熟期（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互聯網助力下，政府—企業—大學合作更加緊密

矽穀的科技創新體係在斯坦福大學的技術轉移模式、創新公司的活躍以及政府的支持下不斷演進，確立了其作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地位。在個人計算機和萬維網的推動下，矽穀進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產業迅猛發展。大學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日益緊密，政府的法律保障體係也日趨完善，盡管科技企業在成熟產品和穩定收益方麵仍麵臨挑戰。政府方麵，在推動矽穀科技創新方麵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頒布一係列法律政策，為科創研發提供了堅實的保障。1983年《貝杜法案》的實施，增強了大學技術轉移的積極性。1984年《全國合作研究法案》的出台，為政府、企業、大學之間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礎。大學方麵，斯坦福大學1970年設立技術許可辦公室，有效提升了科研成果的市場應用速度和效率，促進了科研成果的社會價值創造，為矽穀的技術轉化和產學研合作開辟了新路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跨領域研發基金，也進一步促進了大學與企業的緊密聯係。

企業方麵，矽穀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專注於個人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研發，引領了信息技術革命。施樂矽穀研發中心的成立，以及英特爾、蘋果、微軟等企業的崛起，標誌著矽穀在全球市場的領先地位。1991年萬維網的誕生，鞏固了矽穀作為全球互聯網公司發源地的地位，矽穀正式進入了“無矽”時代。在風險投資（VC）領域，互聯網投資浪潮甚至延續到了現在，2023 年，大矽穀地區的VC資金中互聯網公司的份額（58%）創下曆史新高；非互聯網/移動軟件公司的份額（5%）則來到了自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

回顧這一時期，政府、企業和大學等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關係日益穩固，構建了一個成熟的區域科技創新網絡。即大學研發的新技術迅速進入市場，接受檢驗；企業在技術發明和產品功能完善方麵發揮作用，提升市場競爭力；政府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加快了技術研發的步伐；同時，矽穀優越的知識生產環境和創新氛圍吸引了更多的公司和資本。政府、企業和大學的“集群效應”提高了創新效率，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更加規範的技術行業標準，形成了一個多邊性、專業化、高質量的創新網絡。最終，矽穀的創新要素在成熟期構成了一個雙層的科技創新體係：第一層是由政府、企業、大學等創新主體組成的創新支撐層；第二層是由風險投資、服務機構、行業協會以及矽穀的創新文化和環境組成的創新協同層。

（4）轉型期（2008年至今）：危機中的轉移更替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矽穀的科技創新受到了資本追求快速回報的負麵影響，導致創新節奏受到幹擾，傳統的科技與資本合作模式麵臨挑戰。矽穀在發展中遭遇了一係列困境可以總結成，未能及時將重點轉移到人工智能等硬科技上，導致其全球科技中心地位受到動搖；科技與風投的合作模式破裂，創新成本上升，初創企業融資難度加大，創新生態趨於僵化；人才和企業的聚集導致成本上升，同時分布式工作的普及降低了矽穀的地理優勢；全球範圍內，其他國家也在積極構建科技創新體係，吸引人才和投資，矽穀的吸引力相對減弱。盡管如此，矽穀的創新體係積極適應第四次科技革命，發展人工智能等未來產業和新能源為核心的綠色經濟，通過“正向更迭”“轉移更替”逐步進行轉型。

另一方麵，矽穀科技創新體係的支撐主體與協同要素密切合作，形成較為穩定的“投入—產出”機製，追求矽穀 “轉移更替”的轉型契機。政府端，矽穀的創新體係通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企業、高校的緊密合作，尋求轉型機遇，陸續出台了《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和《綠政法案》等，以促進科技創新和綠色發展。產業端，新興技術公司如特斯拉，通過智能化改造傳統工業，拓展了產業領域。斯坦福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通過產學研合作，為矽穀提供了人才和技術支持，推動了科技創新的持續發展。

4.1.2美國矽穀科創生態的經驗啟示

矽穀模式——以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為核心，能夠快速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和市場商品，從而形成高技術產業集群，最終將科學研究與產業發展緊密結合的創新生態係統。矽穀所形成的科技創新體係實際上是以人才與技術為核心，由政府、企業、大學三個主體相互協作的結果：政府扮演著關鍵角色，為大學提供資金支持，培養人才，推動基礎研究，並為企業創造有利的商業環境，包括提供戰略性商品訂單；大學則通過人才培育和知識轉移，為企業輸送創新動力；企業利用這些技術和知識，開發新產品，推動市場發展，同時為社會創造稅收，促進經濟增長，並提供就業機會。與此同時，風險投資、服務機構和行業協會等創新支持要素持續為企業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服務；創新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創新文化的培育，為矽穀的持續創新和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各級政府、大學和產業之間的相互作用推動創新螺旋式前進的互循環，使其成為一個成功的科技創新典範，可以把這個循環體係稱作“矽穀三螺旋”。

啟示一：除了政府、大學、產業，矽穀科創生態是否存在第四螺旋？

矽穀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得益於成熟的創業投資（風險投資）機構，這些機構與產業形成了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自1960年代以來，矽穀的創業投資一直是美國風險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年占據全美風險投資總額的30%以上。到了1990年代，隨著互聯網信息產業的興起，矽穀的風險投資進入了新一輪的高潮，並采取了合夥製這一穩定的組織形式。美國在全球創業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而矽穀則是美國創業投資的核心區域。根據2024年矽穀指數報告的數據，2023年矽穀的風險投資總額達到了189億美元，占加州總投資的47%，占美國風險投資總額的21%。

三螺旋理論指出，大學、產業和政府之間的互動對於提升知識型社會的創新環境至關重要。創新不僅體現在企業新產品的開發上，更體現在不同製度領域之間創造的新安排上。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製度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日益顯著，金融體係已成為推動技術創新發展的關鍵製度之一。科技的進步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不僅是科技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的媒介，也是科技與經濟結合的紐帶。科技的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金融體係的完善，風險投資對科技企業的創新活動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無論是在研發投入還是專利產出上，獲得風險投資的企業都表現出色。要實現科技的跨越式發展，不僅需要金融業的支持，還需要政府、企業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以加速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因此，借鑒矽穀模式三螺旋的思想，科創生態的第四螺旋應是“創新金融”，其核心是政府創業投資基金（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VC）。

將第四螺旋——創新金融放入矽穀創投發展的曆史中，反複驗證可以發現，政府、大學、產業和資本的互動，在矽穀多個產業的發展中得到了體現。譬如，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催生了微處理器技術，進而推動了個人計算機的誕生。個人計算機的普及又為軟件產業的興起提供了土壤，而軟件產業的發展又得益於互聯網的普及。互聯網巨頭們的成功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還為生物科技和綠色環保技術等新興產業提供了資金支持。矽穀因此成為全球創新的重要發源地，並在過去幾十年中引領了計算機軟硬件、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智能硬件和人工智能等多個領域的發展趨勢。

綜上所述，矽穀的技術演進曆程展示了信息技術在經過量的積累後實現質的飛躍，漸進性創新與突破性創新相互交替，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在矽穀，每當一個產業集群發展到成熟階段，就會開始探索新的產業領域，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從信息技術到生物技術，再到納米技術，矽穀不斷對原有產業集群進行迭代和升級，保持了整個區域的創新活力和產業生態的繁榮。矽穀的成功經驗表明，持續的創新能力和產業迭代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通過不斷探索新的技術領域和產業方向，矽穀實現了從單一產業向多元化產業集群的轉型，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和競爭力的創新生態係統。

啟示二：矽穀產業發展的動力來源是初創企業還是龍頭公司？

矽穀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創業企業的活力，這些企業不僅獲得了大學提供的尖端知識和技術、人才資源，還得到了投資機構的資本支持。成功創業後，企業家們積累了財富和經驗，進而成立創業和天使基金，進一步支持新的創業者，推動了創業生態的擴展和企業群體的增長。然而，我們認為，矽穀的發展並非僅靠創業公司，而是得益於一些大型企業、行業領頭羊或產業鏈主導者的支持和投入。穀歌、蘋果、甲骨文、Juniper Networks和Facebook等公司構成了矽穀技術生態係統的堅實基礎，通常擁有數十億美元的銷售額。大型企業不僅技術領先，而且資金雄厚，能夠投資新技術的研發，並通過創新創業過程孵化新公司。截至2023年底，矽穀和舊金山地區共有276家獨角獸公司，其中矽穀地區占106家，占比38%。在2020年至2023年間，全球超級獨角獸公司（市值超過100億美元的未上市公司）數量從27家增加到51家，舊金山灣區就有21家，占比41%

大企業與創業公司的共生關係，塑造了矽穀在行業中的競爭力，具體來看：

（1）大型企業常常是創業公司產品和服務的主要客戶，而創業公司則通過與大企業的“開放式創新”合作獲益，並通過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大企業實現利益平衡。

（2）大型企業可以通過收購創業公司來實現市場的快速擴張，他們傾向於培育子產業的新領頭羊，並從公司外部引入創意和技術，使企業邊界和管理機製更加靈活。

4.2合肥探索：自上而下建立的產投之城

矽穀的成功得益於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背景，其中政府的政策，例如移民政策、國防部的資金支持、養老金投資創業市場、地方稅收優惠以及財政基金對中小企業的扶持，都為矽穀的繁榮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些政策主要旨在營造一個有利於創新創業的環境，而非直接幹預市場運作。矽穀的崛起更多是市場力量的自然結果，而非政府有意為之。市場機製激發了大學、投資者、企業和政府之間的互動與合作，這種自下而上的動力推動了矽穀的技術產業化，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矽穀模式通過市場化的利率和創業投資的參與，將科研創新與市場需求緊密結合，每個發展階段都與市場的實際需求相互作用，沒有政府的直接指令或行政幹預，一切成果都由市場來驗證。

與矽穀不同，安徽合肥則是在國家層麵對創新型城市、研究型大學和創新型企業建設的戰略指導下實現的。合肥政府考慮到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製定了相應的發展規劃，利用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引進先進技術和外資，構建了創新鏈的工業基礎。高新區、經開區、新站開發區以及科大矽穀的建設，為產學研的深度融合和創新要素的集中提供了平台。合肥政府還及時進行製度創新和政策支持，消除了體製轉換過程中的障礙，激發了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創新活力。合肥市政府設立的創業投資基金和市場化運作，為創新提供了全周期的金融支持，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政府對重點產業的扶持政策也取得了實效。總之，合肥的創建設成果是自上而下積極推動的結果，呈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4.2.1引導基金：看得見的手，撬動社會資本

科技金融領域需要“看得見的手”去引導和幹預，擁有宏觀信息優勢、資金優勢甚至稅收優勢的政府引導基金應運而生。黨的十八大以來，科技自立自強已被列為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創新被視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是國家強盛之基、安全之要。當科技金融出現市場失靈問題時，亟需一種按照市場化股權投資的運作方式，吸引各類社會資本參與，對當地特定行業或領域的發展需求具有扶持作用的政策性基金。2007年第一隻國家級政府引導基金——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成立。2008年出台的《關於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範設立與運作的指導意見》助推引導基金模式的多元化發展。2015年頒布的《政府投資基金暫行管理辦法》標誌著政府引導基金走向製度成熟。2020年以來，當萬億級規模的政府引導基金進入股權投資市場，撬動更加龐大的社會資本，湧向國家的政策之所向和產業之所需，中國的創投生態正在被重塑。

政府引導基金是由政府單獨出資或與社會資本合資設立的母基金，處於風險投資的資本產業鏈條最頂端。引導基金的概念可追溯於2002年的“創業投資引導資金”，當時作為試驗田的中關村科技園區，為了吸引社會資金投資中關村科技園區企業，借鑒以色列發展創業投資的成功經驗，開創性地將政府財政資金采用股權投資的方式進行運作，並采用跟進投資的模式進行直接投資。政府引導基金的提出首見於2005年國家發改委等十部委聯合發布的《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中第22條規定：“國家與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創業投資政府引導基金，通過參股和提供融資擔保等方式扶持創業投資企業的設立與發展。”2006年，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設立運作規模為5億元的“中關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並采用參股創業投資企業的方式成立子基金運作。總之，政府引導基金並不直接投資於實體企業，而是先通過“引導母基金”投向各個子基金或者其他引導基金，最終惠及底層創業企業。在多層結構設計下，引導基金能更好地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與杠杆作用，撬動社會資本投向政府所需引導的特定區城、特定行業、特定階段的子基金。

合肥地區政府類LP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創新投資中的積極作用和影響力顯著，市級以上引導基金數量占比超過5成。根據執中數據ZERONE統計，2023全年合肥地區共發生出資事件510起，出資總規模達1627億元，全年出資新設共計228隻基金。2023年，合肥地區共計發生政府類LP出資事件250起，出資總規模達1095億元，占到全年各類LP出資總額的67%。具體來看，合肥地區投資數量排名前五的政府類LP依次是合肥市高質量發展引導基金（25起）；安徽省鐵路發展基金（18起）；合肥市創新風險投資（15起）；安徽省財金投資（13起）以及科大矽穀引導基金（11起）。

從上市公司出資情況來看，2023年，來自安徽的88家上市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LP）積極投資，全年累計投資額達到了83億元人民幣。其中，有19家上市公司的LP貢獻了17.6億元，占總投資額的大約21%。具體來看，以5億元的投資額成為上市公司LP中單筆最大投資者，其投資對象是注冊於蕪湖市鏡湖區的“安徽海螺金石創新發展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江淮汽車則以3億元的投資額位列第二，投資於2023年8月成立的“安徽中安智能網聯新能車產業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注冊地為合肥市肥西縣。晶合集成以2.8億元的投資額排名第三，其投資的“合肥晶匯聚芯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於2023年11月成立，注冊地在合肥市新站區。

4.2.2資本招商：吸引創新企業，城市投行邁出的第一步

“房住不炒”主基調下地方財政收入格局變化，土地招商等傳統模式疲態盡顯。在傳統招商引資的策略中，地方政府通常依賴政策優惠和土地供應來吸引企業，然而這種模式麵臨一些挑戰和局限性，並不能作為地方政府長期依賴的主要招商模式。例如，通過提供免租金的辦公空間或廠房以及稅收優惠等政策激勵措施來吸引企業，但這些優惠措施一旦結束，企業可能會選擇遷移到其他地方。此外，僅依靠免租金等政策手段可能不足以與其他地區競爭，從而難以吸引到高質量的投資項目。至於土地招商，雖然可以通過法定的土地出讓程序來實現，但土地資源本身是有限的，特別是在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地區，土地供應尤為緊張。即便政府通過合同來確保企業達到一定的投資規模和經濟效益，監管期滿後企業仍有可能出現業績嚴重下滑的風險。

資本招商是什麽？合肥是如何實施資本招商策略的？

資本招商是指“政府通過預算安排，以單獨出資或與社會資本共同出資設立引導基金，采用股權投資等市場化方式，引導各類社會資本投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新興招商模式。簡單來說，資本招商就是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資金平台，直接投資或者與合作夥伴共同設立基金，來吸引並投資那些他們希望引進的項目。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滿足這些項目的融資需求。作為交換，被投資的公司會把他們的總部或主要業務設在當地，這樣既促進了企業的成長，也帶動了當地產業的升級，實現了雙方的共贏。資本招商的核心是將投資的思維應用到產業發展中，用投資銀行的方法來培育產業。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本招商不再是簡單的存量競爭，而是通過資本的力量吸引高質量的項目或公司，從而增加新的經濟活力。此外，通過資本招商，地方政府能夠與這些項目建立緊密的聯係，形成長期互利的合作關係，這有助於提升地方經濟的持續發展潛力。

回顧2022年前合肥市招商引資拿地數據，可以窺見合肥近十年來招商引資活動活躍，吸引了大量企業拿地，形成了強大的產業集群。2012-2021年，合肥累計完成了2843宗產業用地的交易，總麵積達到17.19萬畝，位居全國第38名。其中，有87.8%的交易（2597宗）是通過土地出讓的方式完成的。2022年，合肥市的產業用地交易量為349宗，交易麵積達到2.60萬畝，同比增長91.4%，全國排名上升至第18位。盡管合肥的土地供應量充足，但工礦倉儲用地和商服用地的價格都高於安徽省的平均水平，企業在合肥拿地的成本較高。2022年，合肥市的工業招商拿地價格為18.64萬元/畝，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3.68%。然而，合肥市的招商引資策略不僅著眼於促進短期經濟增長，還重視產業的長期升級和轉型。通過資本招商和產業鏈招商的方式，合肥市成功地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推動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在政策扶持和產業集群效應的雙重吸引下，許多企業仍選擇在合肥“落地生根”。

合肥以“城市投行”下場產業培育，通過市場化產業投資基金，直接投資於擬招商引資的戰略性產業。合肥利用其三大國有資產平台（合肥興泰金控、合肥產投、合肥建投）“以投帶引”，構建了一個從團隊引進到項目落地，再到股權退出和循環發展的全鏈條閉環係統，為全國各地如何高效地推進資本招商提供了新的視角。近些年，合肥通過“國有資本領投”的方式，成功吸引了新型顯示器件、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實現了跨越式的進步。無論是京東方、還是蔚來汽車，合肥都在顯示屏、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取得了顯著的發展，這不僅為當地創造了就業機會，也推動了產業的快速升級。合肥模式的成功之處在於它能夠準確把握產業發展的方向，遵循產業發展的內在規律，通過國有資本的引導作用，吸引社會資本的參與，並在資本市場上有序退出，使得國有資本在實現保值增值後能夠繼續投入到下一個產業中，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合肥充分利用國資城投平台在地方招商引資方麵的重要作用，通過設立產業基金、信用擔保等方式融資舉債。隨著國家對地方招商引資政策的規範化，各地優惠政策差異縮小，資本招商逐漸成為吸引重大項目尤其是行業龍頭企業的關鍵手段。國資平台在這一新模式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城投公司通過產業投資促進地方招商，轉型進行產業投資，已經成為招商引資的新途徑。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構建投資的循環鏈，快速實現資本積累，並建立從“投資建設”到“運營管理”，再到“國資退出”和“再投資”的循環機製。譬如，安徽興新創新促進創業投資基金成立於2024年4月，由興泰創投擔任管理人，規模2億元，是合肥市首支科技招商基金。該基金是在市委科創委和市科技局支持下，由興泰創投募集科大矽穀、合肥新站區等機構資金共同發起設立，重點關注合肥市內、外可招引落地孵化的，具有產業化前景的重大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尤其是為智能製造、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的早期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提供支持。

4.2.3科大矽穀：產學研交融的新範式

2022年6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印發《“科大矽穀”建設實施方案》，旨在打造總規模2000億元以上的“基金叢林”，形成覆蓋項目全生命周期的基金體係，立足合肥城市區域新空間打造科技創新策源地、新興產業聚集地。同年8月，科大矽穀服務平台有限公司成立，提供科創人才、項目落地、企業融資、基金投資管理等服務，其中7家包括、、科大訊飛等中國科大校友企業占股48%，6家市區國有平台公司占股52%。總結來說，科大矽穀是一個股權結構多元化的混合所有製企業，由“國有平台”與“龍頭企業”共同參股。

2023年1月，合肥市人民政府印發《支持“科大矽穀”建設若幹政策》，進一步支持建設科大矽穀服務平台公司和全球校友事務部，作為鏈接全球創新資源的平台和窗口，建立常態化對接、聯絡、服務機製，聯合開展創新創業、“雙招雙引”等工作。此外，支持建設創新創業綜合體，建立“團隊+基金+載體”細分單元運營模式，向全球招募“科大矽穀”合夥人。2023年5月，市發改委、市財政局印發《支持“科大矽穀”建設若幹政策實施細則》，對此前政策文件進行附加和補充。

核心定位：科技創新的“試驗田”和科技產業的“高產田”，不斷匯聚全球創新資源、引領全球創新要素集聚、開辟全球產業發展新賽道。正如前文與區位分析所指出的，安徽省已經明確了其在長三角地區的戰略定位，即成為“創新的發源地、新興產業的集中地、改革開放的新高地和經濟社會全麵綠色轉型區”。在“七個強省”的建設中，安徽省將建設一個自主自強的科技強省作為首要任務，並將建設一個高水平的創新型省份作為其標誌性舉措，以期在創新驅動的安徽發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科大矽穀作為合肥“科大係”的延伸，不僅繼承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對科學技術的創新基因；更重要的是，在創新安徽如火如荼的當下，更加受到省級資源對於教育、科技、人才、創新、產業等發展要素高度重視的加持，建立全球資源鏈接網絡。2023年，科大矽穀在美國矽穀、法國裏昂、日本東京、中國香港等地設立了9家創新中心，簽約海外項目22個。

產業布局：在“成果轉化+企業孵化+生態優化”環境下，科大矽穀以中科大等高校院所為紐帶，打造高端新興產業的聚集高地。以高新技術產業園為圓心，構建了“一核兩園一鎮”的規劃布局，總占地麵積8.22平方公裏。其中“一核”指的是科大矽穀核心區，布局一批高品質創新創業平台，例如集成電路、網絡安全、空天信息產業集中的“中安創穀”、聚焦高端裝備產業的芯智匯產業園以及探索人工智能發展的聲穀產業園；“兩園”分別為科大矽穀蜀山園、高新園，匯集了中科大先研院、安徽省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戰略科技力量，以及中國科大先研院、中科院創新院等新型創新組織；“一鎮”為訊飛小鎮。到2025年，科大矽穀目標將集聚超過1萬家科技型企業、新型研發機構、科創服務機構，匯聚中國科大和國內外高校院所校友等各類優秀人才超10萬名；形成多層次基金體係，基金規模超2000億元；培育高新技術企業1000家，上市公司和獨角獸企業50家以上；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成果，成為全國科技體製創新的標杆。截止2023年末“科大矽穀”以創新單元建設為試點，按照”成熟一個，啟動一個”的原則，已在合肥經開區、新站區、包河區、廬陽區、肥西縣等10個縣（市）區、開發區備案及簽約拓展類創新單元30個，打造“多點”布局。

組織架構：科大矽穀引導基金架構明晰，通過參與子基金引導國內外優勢資源向戰略產業聚集。2022年12月22日，科大矽穀引導基金注冊成立，由安徽省國有金融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市高質量發展引導基金有限公司共同出資，總規模300億元，首期注冊規模15億元。科大矽穀引導基金聚焦安徽省市重點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領域，重點關注在“科大矽穀”創辦的科技創新能力突出的中小微科技型企業。該基金由合肥市統籌管理，“科大矽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擔任總領職責，包括製度設立、年度考核、核準協調等；科大矽穀服務平台公司作為基金辦公室負責核心管理工作，如負責立項會、投委會的組織及項目投後管理；基金管理人——合肥市創新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負責方案設計、盡職調查、協議談判、投後管理等日常管理工作。2023年，科大矽穀引導基金落地合作13支子基金，認繳出資額總計達13.75億元，已形成3.4倍資本放大效應。

4.3回到矛盾，回答問題

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創投生態進一步開放的雙重作用下，政府引導基金作為發揮財政資金杠杆作用的“倍增器”，能夠促進優質風險資本集聚，引導社會資本向優勢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匯聚，最終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然而，作為國家產業升級的宏觀政策工具，當前地方科創金融存在四大痛點難點（詳見2023年7月13日發布的《科創金融與引導基金》一文）：一是如何平衡股權投資的不確定性與地方財政經營、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對長期確定性的需求；二是如何構建生態，協調地方政府、核心企業、初創公司與投資機構不同目標函數以實現多方共贏；三是除短期資本回報外，如何定量評估與跟蹤對當地經濟的帶動及溢出效應；四是如何因地製宜，在考慮各地資源稟賦等差異基礎上，探索可規模化推廣的發展模式。

問題一：從政府角度，如何實現“政策性+市場化”平衡下的利益讓渡，激發社會資本的參與動力？

政府引導基金運營最大難點就是在政策性和市場化之間實現最佳平衡，利用“利益讓渡”激發社會資本與政府合作共同投資的積極性。地方政府布局引導基金的目標之一是以風險投資為政策工具，遵循讓利社會的原則，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地方政府將投資收益讓渡給市場化風投機構或企業的做法包括：1）放棄所持股份的分紅權，並在企業經營成功之後主動退出，將政府所持股權以協議的價格出售給企業，將投資收益讓渡給社會資本；2）在投資初期同步實現政府對轄區內產業結構布局的規劃，吸引人才到轄區內就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完善轄區內產業鏈條，促進轄區經濟長期良性發展。因此，相較於投資利潤回報，地方政府應當更看重風險投資中的整體社會效益。利益不僅僅指投資收益，還包括基金運營期間的投資決策等權利。

在私募股權投資領域，私營部門的有限合夥人（LP）與政府作為有限合夥人，在投資動機和行為上存在顯著差異。私營 LP 主要出於盈利目的，高度關注投資回報，尤其是基金最終的盈利能力，通常傾向於投資那些具備上市潛力的公司，更看重最終投資成果。與之不同，政府作為 LP，投資動機往往與推動科技進步、促進產業創新緊密相連。政府更願意涉足早期技術項目，這類項目雖麵臨較高失敗風險與較長投資周期，但有望帶來長期稅收增長與就業機會。基於此，政府 LP 更為注重投資過程的合規性，其決策流程相對審慎，投資活動也受到嚴格監管與年度審計。

在科創基金合作中，協調二者不同的投資動機與行為，成為確保合作順利推進的關鍵所在。以合肥創新投資基金為例，為平衡各方利益，在其母基金出資條件中明確規定，省、市、區三級政府資金在基金管理中的占比不得超過 50%，私營 LP 參與比例不得低於 50%，確保二者出資比例至少達到 1：1。通常情況下，合肥政府雖不直接幹預基金公司具體的投資決策，但對於基金投資於合肥地區企業（包括在合肥落戶企業）是否達到協議約定比例，擁有監督與評估權。通過這種方式，在保障基金市場化運作的同時，確保投資項目能夠切實落地，助力當地產業發展，實現政府政策意圖與市場盈利目標的有機結合。

因此，協調地方政府和私營部門投資動機，可從以下幾方麵著手：（1）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機製，合作前明確收益分配規則，依項目階段和績效設比例與獎勵，兼顧雙方利益。（2）優化決策流程，成立聯合決策委員會，按科學民主流程，綜合雙方意見決策，同時明確雙方在政策導向與商業性決策上的權限。（3）加強信息共享與溝通，搭建信息平台，實時共享政策法規、市場數據等，定期召開溝通會議，交流項目進展與問題。（4）完善風險共擔機製，投資前共同評估風險，明確政策與商業風險分擔主體，設緩衝資金，鼓勵私營部門購買保險、政府提供擔保或建補償基金等。（5）製定長期合作戰略，共同製定長遠規劃，明確目標、領域與任務，通過多項目合作磨合，項目結束後評估反饋，持續優化合作。

問題二：從政府角度，科技金融係統中“權責職”結構複雜，如何構建清晰的評估考核體係和監督製度？

科技金融係統中要素和主體紛繁複雜，也就意味著權力的多樣性——不同的職能分工和行政管理責任，客觀存在。隻有實現責任、權力和利益的合理匹配，並促進各方協同工作，城市的創新活動才能順暢推進。例如，合肥市在引進新型研發機構、項目審批、基礎設施建設、科研指導、成果轉換和績效評價等方麵，原先由不同區域和部門分散負責，這種多頭管理的模式導致了效率問題和相互製約。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合肥市成立了一個市屬領導小組，負責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和發展。小組由分管發展和改革、科技的市領導擔任副組長，成員包括市直相關部門和各縣（市）區、開發區的分管領導。領導小組下設有辦公室，專門負責規劃和協調重大問題。市科技局根據科技部的《指導意見》和各部門職能，牽頭負責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發展、認定、管理和評估工作。市發展改革委負責基礎設施項目的立項和審批，市財政局負責資金的審核、分配、資產管理和審計。其他市直部門根據職責提供支持，如新型研發機構所在區域負責機構的日常建設和運營管理。

問題三：從政府角度，在眾多科技金融支持工具中，合肥模式為何選擇了股權投資基金？

（1）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需要政府與企業的共同努力。基於新技術的商業化應用，新興產業代表了創新知識的實踐，具有在產品、技術和勞動力市場等領域的廣闊發展空間。一旦這些潛力得到實現，新興產業將為經濟帶來長期的增長動力和可持續性。另一方麵，新興產業的產業鏈條廣泛，關聯性高，能夠顯著推動相關和配套產業的發展，並具備強大的就業吸納能力，為社會創造眾多就業機會。新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有潛力催生全新的行業，但同時也可能對現有行業造成衝擊，導致失業和利益關係的重構，這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導來克服阻力。

新興產業往往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新技術的發展需要吸收多元化的資源，包括資金、合作夥伴、供應商和消費者，以構建合作網絡，這是實現技術成功轉化的關鍵。此外，新興產業的成長還需要企業和公共部門提供補充性資產、基礎設施支持以及產業鏈上下遊的協助。由於配套環境的外部性和不確定性，單靠市場機製和企業自身力量難以實現新興產業的快速成長，因此，政府與企業的共同培育和成長至關重要。

（2）政策工具的應用具有一定的限製和時效限製。麵對新興產業、新技術和新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外部性，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產業政策直接提升產業利潤率，這些措施對於支持新興產業的成長至關重要。然而，不同政策的成本效益比和對新興產業的激勵效果各異，且同一政策在產業不同發展階段的敏感度也不盡相同，這表明政策工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和適用時限。政府的財政資助更應集中在產業競爭前的階段，以彌補企業在研發和創新過程中因外部性而產生的成本和收益風險。與此同時，稅收優惠更能有效激發企業的研發動力。例如，2009年推出的旨在推動國內光伏發電技術和規模化的“”工程，雖然實施了財政補貼政策，但效果並不理想。同樣，201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在財政補貼政策的推動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市場，卻也出現了騙取補貼和市場泡沫現象。這可能是由於政策工具間的不協調、執行過程中缺乏持續監管，以及項目實施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透明。

（3）政府股權投資基金，可以有效地解決篩選困難、監控成本高等問題。政府在篩選和鑒別眾多不同類型和行業的項目時麵臨現實困難，同時持續監控和評估的成本高且複雜。然而，政府作為投資主體在早期創業企業投資中可能遇到代理人問題，因為投資回報與個人收益缺乏直接聯係，導致代理人可能更傾向於投資於能帶來個人利益的項目，而非真正有潛力的創新項目。股權投資作為一種製度創新，不僅在金融製度上有所突破，也在企業製度上帶來新意。此外，對於信用不足、難以獲得債權融資的早期創業企業，創業投資和天使投資等股權投資方式提供了有效的融資途徑。

問題四：從政府角度，如何通過“退出”解決財政壓力下對流動性渴望問題？

早期投資具有投資周期長的特點，從項目孵化到成長壯大，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然而，投資者，尤其是政府在當前財政壓力下，對資金流動性有較高渴望。這種投資期限與資金回籠需求的不匹配，使得投資麵臨巨大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部分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發展，為早期項目提供更靈活的退出途徑，以浙江股權交易中心為例，其推出的 “成長板”“創新板” 等板塊，為中小科創企業提供掛牌展示、股權交易等服務，拓寬了早期投資的退出渠道。同時，政府引導和支持本地企業間的並購重組，鼓勵有實力的企業收購早期科創項目，實現投資退出。

在優化科技金融與科創投資退出渠道方麵，多地政府積極探索並取得顯著成效。各地政府通過設立S基金、推動區域性股權市場試點以及出台相關政策，為科技金融和科創投資的退出渠道提供了多元化選擇，進一步完善了私募股權基金的退出機製，促進了科技金融生態的良性發展。

1）       2023年4月，陝西科創金融大會上，由陝西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導設立了省內首支S基金——陝西金資通融股權投資基金，總規模20億元，GP為金資基金。

2）       2024年4月，安徽合肥完成安徽省首支S基金——合肥市共創接力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的注冊設立，規模達28億元，由興泰資本牽頭組建。此外，中國證監會批複同意安徽省區域性股權市場開展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份額轉讓試點，為S基金等退出渠道提供了政策支撐與合規平台。

3）       2024年5月，四川成都成立首支S基金——成都科創接力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公司，總規模15億元人民幣，聚焦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先進製造業方向，采用“項目+子基金”模式進行二手份額投資，為私募股權基金開辟了新的退出路徑。

4）       2024年5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批複同意杭州市報送的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份額轉讓試點實施方案，包含四項主要工作任務和13條具體舉措，通過浙江股權交易中心在玉皇山基金小鎮落地基金份額轉讓服務基地，以增強私募股權投資市場的流動性。

5）       2024年10月，河南鄭州引入首支S基金——中金接續元亨（鄭州）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落地鄭州高新區，並舉辦相關座談會，吸納多方力量規範設立專業化並購基金，著力構建基金退出生態體係。

另外從政策支持角度，廣東省則積極推動科技型企業通過上市、並購重組等方式退出，2024年2月印發的《關於加快推進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實施上市後備科技型企業梯次培育計劃，鼓勵已上市科技型企業並購重組，並支持區域性股權市場開展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份額轉讓試點。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及預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傳統製造業若遇到技術改造與設備更新支持乏力的阻礙，將導致技術創新滯後，難以契合市場需求、削弱競爭力。同時，戰略性新興產業如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缺少資金與政策扶持會發展遲緩，錯失發展機遇。

監管風險：科技金融的發展速度較快，而相應的監管體係可能相對滯後，難以及時跟上其創新的步伐。一方麵，現有的金融法律法規可能無法完全適應科技金融的新業態和新模式，存在監管盲區和漏洞。另外，監管機構在麵對複雜的科技金融業務時，可能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手段來進行有效的監管和風險監測。

科技金融政策效果不及預期：政策端落地效果不佳可能會導致資源錯配，影響科技企業的融資門檻，最終阻礙創新與發展。政策失效可能使初創企業麵臨資金短缺，影響研發投入和項目推進，減緩技術進步和產品創新。另外，融資成本可能居高不下，增加企業的財務負擔，影響其盈利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最終導致未能有效引導資本流向關鍵領域和核心技術，導致資源配置失衡。